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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丝螺帽现的文化外交

      发布时间:2018-03-14 03:35

      费城交响乐团与上海的缘分始于41年前,作为1949年以后首支访华的世界名团,它在1973年带来了多达130人的庞大阵容随尼克松访华,这些音乐使者们是真正亲历了中美关系破冰的见证人,那次访华演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它不仅唤醒了很多中国人的音乐记忆,更让两个互相试探的国家因为艺术的连结而快步走近,正如《纽约时报》曾经描述的,如果说“乒乓外交”为尼克松1972年访华铺路,开启中美外交新局面,那么正是费城交响乐团的访华之旅,真正将两国粘合在了一起。

      今年已78岁的美国职业外交家卜励德于上世纪70年代,直接参与并安排了费城交响乐团访问中国的演出活动,“领袖们提出他们的意愿,但是他们需要执行者将这些意愿完成;职业外交家就是去做事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螺丝螺帽(nutsandbolts)这样的小事情开始的”。近日,卜励德在上海接受星期日周刊记者专访,回忆当年费城交响乐团访华的点点滴滴,并讲述他所理解的文化外交。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访华时,当时的音乐总监兼指挥尤金·奥曼迪(EugeneOrmandy)是一个关键人物,据说就是他本人写信給尼克松提议让费交来华演出的?

      卜励德:尤金·奥曼迪是一个有强烈个性的人,他在费交很有权威,但好在他对中国非常好奇和有兴趣,我记得当时我和妻子在行程之前就和他夫妇二人见面,他问了我一大堆关于中国的问题。奥曼迪本人写信给尼克松建议费交随团出访,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我虽然不清楚尼克松本人是不是熟悉音乐,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是尼克松熟悉并且尊重奥曼迪。

      卜励德:美国方面,是奥曼迪,他是音乐总监,有最终决定权。我们外交部门的人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我们没有对艺术作出任何干涉,甚至连建议都没有,不需要我们去告诉他们应该在中国演奏什么。按照礼仪习惯,需要演奏一首中国的曲目,而《黄河协奏曲》是当时流行的中国曲目,奥曼迪决定演奏它也不是出于我们的建议,而是中方的提议。还有一件事我不是完全确定,但听说过的是,当时还想合奏《二泉映月》,因为奥曼迪听了北京中央乐团的演奏觉得很喜欢,双方在中国有过一个试演,希望把《二泉映月》交响化,但是最后正式演出中没有这首曲子。

      中国方面,我认为是主要的决定人,她懂音乐,而且她主管文化,所以她肯定是费交访问中国的一个关键人物。我认为是本人坚持要求演奏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但是奥曼迪特别不喜欢这支曲子,所以我们不得不从中做很多斡旋工作。我记得我不得不编造一些理由,向奥曼迪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第六交响曲,奥曼迪最后说,“我在罗马,所以我要做罗马人,既然中国人希望我演奏第六,那我就演奏它。”站在职业外交官的角度,我觉得这句话有时候正确,但并非总是正确,不过在《第六交响曲(田园)》这件事上,我认为奥曼迪这样思考是对的。

      卜励德:我见过几次,她过去是一个演员,我第一次见她是在1972年,那一次她穿着打扮非常“”,看上去非常“厉害”;当我1973年见到她时,她变成一个皇后,她把自己打扮得很高贵,戴劳力士手表,穿纯真丝的裙子,而且说话也速度放慢,好像一个皇后在和你说话。总而言之,我觉得她抓住了中美文化交流的机会,先是是在体育方面,然后在音乐上,来向公众呈现自己“王后”的一面。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她身边的人非常怕她。还有一点,虽然她打扮高贵,但我不能说她很“西方化”。

      卜励德:我记得我主要和奥曼迪、乐团经理鲍里斯·索科洛夫和中国的司徒联络,司徒先生是中央乐团的小提琴家,他随时和我沟通他的上级的想法,我们每天见面,通常他会在奥曼迪到达之前半小时到,那段时间我们就讨论一些事情,然后我再去告诉奥曼迪。我还记得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作为指挥家我认为他算不上是一流的,但是他的领导力和觉悟让他出现在那个舞台上,他有他处理问题的幽默感,幽默在那时候的中国人身上其实并不罕见,只是被隐藏了。

      卜励德:上海观众反应的热烈远远超过北京,我想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上海观众在西方文艺欣赏上比北京观众更成熟,至少我观察到的是这样。第二,上海是第二站,虽然两地的观众都是被精心挑选的,票子也是根据单位分发的,但是因为主管演出的是,大家都非常紧张,甚至包括观众。而到了上海,大家都放松下来,可以放心地流露你对它的喜爱,整个气氛变得不一样了。当然两地合作的乐团不同,演奏的曲目也不一样。我记得演出中都演奏了美国国歌,还有《星条旗永不落》进行曲是返场的保留曲目,它特别热闹,我发现上海的观众对它相当熟悉。

      卜励德:这是个好问题,我也问过我自己。我给你我个人的解释。首先,我认为中国人更崇尚集体行为,交响乐代表了最有创造性的集体艺术行为,我和这些音乐家待在一起不少时间,他们每个个体都是普通人,但当他们在一起时,能让事情变得神奇,中国人一定意识到这一点。另一个原因,中国人喜欢宏大的东西,大的建筑,大的宴会,而费城无疑是大的,130人的团体到来,规模宏大。此外,就音乐本身而言,中国的传统乐器表演是抒情和背景式的,而我和奥曼迪曾经讨论过,中国人热爱主题音乐,交响乐无疑是宏大的主题音乐。最后,我还有一个大胆的纯个人猜测,我觉得似乎在中国艺术传统中存在着一个抽象表达的空洞,我想西方古典音乐恰好填充了这个洞。今天当然你们有出色的当代抽象艺术,我只是就当时中国的艺术传统而言,我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为什么中国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这是我思考的结果。芭蕾和你们传统的舞蹈都不能充当这个功能。

      卜励德:当然。在那个时期,文化的语言和的语言是深深交织的,美国媒体对这个访问的反应非常热烈,除了《纽约时报》那位音乐评论家,他对音乐本身非常挑剔,他对《黄河协奏曲》没有写什么好话,但那不是我关心的范畴了。我的个人回忆录写好后,基辛格问我这本书写什么,我说它是写“螺丝螺帽”(nutsandbolts)的胜利,外交官处理的就是螺丝螺帽这样的“细节问题”,我能够参与费城交响乐团访华是个偶然,但是,我们作为外交官处理的那些细节问题,是使美中关系得以密切的基础。

      卜励德:1973年在中美外交上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当时还有首个美国游泳队,篮球队访问中国并参与培训等等,而乒乓更早,“乒乓外交”是一个象征,即中国愿意与美国接触,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那个是不可持续的,打完就打完了,作为外交官,我们当它是一个一次性的行为。游泳很重要,因为从那以后美国一直在帮助中国发展竞技游泳包括跳水等运动项目,这是一个可以一直延续的活动,相互的交流也很多。费城交响乐团访华当然也是,它很成功,但是我不会称之为“最成功”的“文化外交”事件,它无疑是最成功的之一。你知道,在1973年访华之后,费城交响乐团整整30年没有再回中国演出,直到1993年才回归,老实说我很疑惑,我想费交自己都没意识到它所含有的象征意义,他们知道自己著名,但不知道自己的著名是代表了一种特别联系的著名。

      我这些年住在美国,我很关注中国政府在美国进行的一系列文化推广活动,我认为孔子学院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它虽然由政府全力资助,但执行经营都选择专业人士完成,之手比较轻。但是还有很多活动并没有赢得西方观众,比如某些大制作的电影。《卧虎藏龙》就在西方引起了轰动,因为它具备好品质,说到底,软实力取决于“质量”。最近我还发现中国当年改变的几部芭蕾舞剧在美国有一点“复活”,如今它们脱去的含义,但观众看它的技巧、组合,还是觉得很不错的。